李国杰：要形成以产业技术为导向的科技文化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企业，而民富国强的基础是有强大的企业。军事力量强大也要靠先进的企业。

举一个例子，美国国防部发现国防部门自己做的器件设备比国际上先进企业落后两代，今年决定采用“零容忍”策略，采购全球最先进的器件和设备。

(相关资料图)

据经济学家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都出自企业。

近代以来，任何忽视市场力量、不能发挥公司组织优势的国家都逐渐凋零。只有由公司推动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国家才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的全面形成，拥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在于企业的眼界、实力和科技创新活力。

早期的科学研究只是有钱闲人的消遣娱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已经是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人的职业。

那么，究竟研究和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归纳起来，研究无非是三种目的：

一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往公共的知识海洋中灌水。二是以实验室的形式做工程任务，满足国防等部门的需要（如我国的国防科研）。三是通过企业的形式将知识变成产品和服务，提高人类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

实际上，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研究开发的主要归属。说白了，除了少数人做第一和第二类工作，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工作只有最终体现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才有真正的意义。

因此，一定要形成以产业技术为目标导向的科技文化。

为什么要强烈呼吁重视产业技术？

因为研究与开发不是从所谓的上游流到下游的线性关系，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反过来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很强的拉动力，企业与大学及科研机构之间有多个层次的互动。

本质上讲，基础研究是不管有什么用的。所谓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到底研究什么，主要不是看基础研究有什么新成果，而是看产业技术研究有什么需求。

产业技术不是人们常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转化后的应用开发，而是引导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没有研究开发活动的“生产车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产业技术。

IT企业的CTO（首席技术官）们要担起振兴“产业技术”的重任，集体发出国家要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的呼吁，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一般而言，实验室技术是突破单项技术，一俊遮百丑，而产业技术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实验室技术也许能解决90%的要求，但剩下的10%可能要再花10倍的精力，甚至推倒重来。

机群文件系统在中科院计算所经过三代博士生的努力仍不能商品化，开发人员进入公司后按产品技术的要求又攻关了几年，才形成今天曙光公司的拳头产品Parastor。

不同于实验室技术，产业技术必须考虑推出时间、成本、鲁棒性、兼容性等约束，在限制条件下创新有时比“原始创新”还困难。产业技术开发的失败往往是忽略了约束条件，培养工程创新素质要从重视约束条件做起。

产业技术必须采用标准化模块和规模化生产工艺，不能做不下蛋的“公鸡”。产业技术不但要说得清，而且要做得到。产业技术人才不能只做“治学之才”，而应当是“治事之才”，必须以做成一件难事为目的。

做科研要关注最终目标，具体一点是“为国分忧，与民造福”，更长远的目标是“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申请到多大的科研项目、掌握多少科研经费，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承诺与责任。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多少奖励，带什么人才“帽子”，都是中间结果，最终要看对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和影响。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提出，商业成功是检验技术创新的唯一标准，对此我表示认同。

图灵奖得主John Hopcroft教授表示：“中国的研究人员非常感兴趣于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得到的研究资金数量。应远离这些指标，关注其他的一些更有价值的层面。”

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虽然不必做出可商品化的产品，但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考虑产业界的需求，基于不合理的假设写出来的论文将被历史淘汰。所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就是指以发展产业技术为主要目标。

美国为发展产业技术树立了榜样。20世纪初美国各大公司就建立了工业实验室，1900年通用电气建立了中心实验室，190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创建了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曾拥有过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晶体管带动的半导体产业，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产值，成为现代工业的核心，而这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科技成就就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发部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

产业技术的主要体现是专利。

据美国知识产权拥有者协会2017年的统计：当年授予的近32万项专利中，数量排名前120者仅有两所大学。其中IBM居首，近9000项；大学中获得专利最多的是加州大学，只有524项，排在第77位。

对于中国的产业技术，网上既有自吹自擂的“好得很”派，也有妄自菲薄的“糟得很”派。很多意见以偏概全，对我国的科技真实水平缺乏理性判断。

实际上，高铁、无线通信、电商服务等方面我国确实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基础材料、元器件、精密仪器设备、基础软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例如，据了解，如果现在要建一条非美国化技术集成电路（IC）生产线，可能要退到55纳米工艺。

当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约为7.72万亿美元，而中国仅为2.08万亿美元，两者相差近4倍。目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高达39.83%，而中国该比例仅为16.42%，美国科技股GDP占比是中国的2.43倍。

所谓“卡脖子”技术对基础研究影响不大，但对产业技术来说是必须越过去的坎，应对技术脱钩的重任压在企业肩上。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企业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

发展产业技术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环境。多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只讲你死我活的竞争，不讲互赢共生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信息领域更是盛行“狼文化”和“赢家通吃”，几乎没有同行企业的“竞争前的合作”。

从关注自我的输赢升华到关注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理念上要做重大调整。

三年前，华为就认识到“管理你情我愿的合作比对付你输我赢的竞争要难得多”，提出要培育“哥斯达黎加式”生态系统，强调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管理好自己不拥有的资源。知易行难，将这一认识真正落实到行动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希望计算机界的企业一起来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CTO大咖们高瞻远瞩，为中国的IT企业冲出重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李国杰，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由记者计红梅根据李国杰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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